北大校长周其凤惨败于“右派冤”的诘难

北大校长周其凤惨败于“右派冤”的诘难

王书瑶

北京大学校友会有一个传统，在每年春节之后都要开一个联欢会，会上，照例由在任校长向校友会们致词。但是，在今年，也就是2010年，现任校长周其凤却爽约不来。

在校友会给校友们的通知中，明确是由“校领导”向校友祝词，如果计划中不是校长来，也必定是副校长来，到了开会上午10点半的时候，校友会副会长、原北大副校长李安模还说校长会来，但是，到了11点左右，另一个校友会工作人员却说校长在市里开会，到了11点半，校友们开始用餐了之后，他又说，校长在外地开会。

今年这个联欢会发生了一个意外：北大校友、物理系极右派分子王书瑶和中文系极右派分子王国乡在各自的胸前挂出了“右派冤”的胸帖，并在会场中走来走去，会场的气氛变得紧张和诡异，使周其凤校长知难而退，不敢露面。

图一：王书瑶与王国乡配戴“右派冤”的胸帖走向会场（俞梅荪摄）

这么说的理由是，在2009年发生了以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岑超南给北大校长写信，要求在校史中实事求是地记录1957年的反右运动。

岑超南是北大物理系著名右派之一，当年写了“斩草必须除根”等有影响的大字报，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之一，现定居香港，出任“香港北大助学基金会”总干事，多年的香港优秀义工，近两年，他领导的基金会每年向北大捐助250万元人民币助学金，北大也给了他优秀校友的荣誉，对他的来信，北大领导不能等闲视之。

岑超南的第一封信缘起于北大校史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运动”的记述，其中只说：“.1957年夏季升始的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曾傷害過不少學生、教師和幹部”这么34个字，对此，岑超南在给北大校长并转呈北大党委的信中说：

“我以北大人為榮源自祟尚北大的"科學"，"民主"傳統，科學就是以事物的本來面貌認識世界，描述世界和以客觀規律改造世界.就是做唯物主義者，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者。

要作為一流大學首先是要承認而不是隱瞞歷史，特別是本身的歷史.但是我看到北京大學校史館的展覽導讀中，"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北京大學"一節中對北京大學在 1957年反右運動的描述只有以下廖廖二十餘字:"….1957年夏季升始的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曾傷害過不少學生、教師和幹部"J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夠客觀和全面的.

首先，北大1957年學生的大字報矛頭是反專制，要民主，是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合理要求，是正義的合法行為，對全國的民主進步有巨大的作用，其影響可與1921年的五四運動比擬。我們北大人應以此為榮，北大這種民主傳統正是北京大學在中國以至世界享有崇高聲譽的根本原因，北大在校史中本應宣傳這段珍貴傳統和歷史，但在上述的校史館介紹中竟然以廖廖三十字帶過.作為正義的北大人，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莫須有的罪名，違反憲法地把超過五十五萬中國知識份子絕大部分送去勞役多年、前途盡毀，不少更被判刑以至槍決或被迫害致死，使數達千萬的親友受株連，是中華民族的浩劫，其後99.9%的"右派"分子均獲改正，證實反右派鬥爭是完全錯誤的，在北大校史館的導讀中把反右派鬥爭輕鬆地說成"嚴重擴大化"，這更是完全不顧事實的.

當然，這種話出於官府之口號不足奇，但是北大不是官府，是領導思想潮流的高等學府，特別是科學民主的捍衛者，是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為己任者，如果也跟官府說" 反右鬥爭只是嚴重擴大化而己"實在無視事實，有損北大的聲譽.

作為北大校友，我以北大為榮，為愛護北大，我堅決要求北大黨委以事實為重，以北大的聲譽為重，以北大師生在1957年的爭民主運動為榮，在校史中重新正面敍述有關北大反右鬥爭的史實，發揚北大的科學民主傳統，我相信廣大北大人及知識界均感慶幸. ”

岑超南的第二封信与《北大物理九十年》有关。1913年北大设立物理学门，到2003年刚好九十年。在庆祝北大建立物理学科九十年的时候，由北大原物理系副主任、北大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与赵凯华先生合编了那本书，在第二版中，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其中说：

“反右運動對全國的知識份子起了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巨大作用，對北大物理系學生的傷害尤大。一大批品質優秀並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師生受到了重大打擊，許多人因此坎坷一生。其中有的人在逆境中奮起，仍為我國的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不僅對一些優秀人才個人是埋沒了才能 的問題，對於國家也是不小的損失。”

岑超南把它与校史中的记述进行对比，信中说：

最近我得閱北大物理系出版的於 “北大物理九十年” 我覺得物理系對 ”反右”的闡述(共約750字, 見附件)較符合事實, 興北大校史的廖廖20餘字, 不可同日語. 物理學人真不愧為唯物主義者. 我很不明白, 北大管理層較物理系管理層的思想落差竟這樣大. 北大口號是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但一間不能承認事實的學校連“大學”名稱都愧對, 更遑論 “一流”.

因此我再次致函請校領導層, 請仔細閱讀物理系對反右的論述, 吸取其精華, 改寫校史中的相應部分. 這才是走向“一流”的第一步.

在文明社會(包括香港), 任何人致函政府或大機構, 無論意見對或錯, 都必需有回覆, 這是對人民問責的精神. 我希望校長把這種精神帶入北大, 對我的兩封信件, 給予回覆.”

後來岑超南收到北大校史館來信說:

“...像 "反右" 這樣涉及全局的重大歷史問題, 其性質不是一所學校所能論定和改變的...." 把這事推搪過去. "

岑超南给北大校长的信，不仅北大校长本人看过，我还相信，许多校领导也都看过，而且，一些中层干部也都看过或者知道其事，至少，档案馆的馆长是看过的。

第二件事是：王书瑶写了一篇网文：“北大物理系右派分子名录”，其中，向社会公布了物理系右派师生的名录，并且做了统计分析。王的这篇网文，也源起于《北大物理九十年》。

在第一版中，该书并没有右派名单，王也不知道在该年十月间，它又印了第二版，后来，远在美国芝加哥的北大校友王友琴博士，给王书瑶来信，说她看到了《北大物理九十年》中载有右派名单，沈先生功德无量，这使王书瑶很困惑。到了2009年5月4日那天，王书瑶回到北大，原想看一看北大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热烈场面，不想校内却是冷冷清清，于是，他去了物理学院去找沈克琦先生，想看到那份右派名单。

沈克琦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现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1957年的时候，他任物理系系主任助理、系党总支委员，不负责反右工作，为人温和。1958年王书瑶被送劳动教养的时候，由系主任禇圣麟对王宣布：“根据你的错误，决定对你劳动教养，你同意吗？”王无法不同意，于是他还要王写个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整个过程，禇先生冷若冰霜，不假词色。王书瑶的心冷透了。（禇先生的表情如此严峻，可能是他心里难受，在王之前，他已经送走了他的另外两个即将毕业的心爱的学生：王存心和严仲强。谁愿意把自己的学生往火坑里推？）这时，沈克琦先生说：“去了之后好好改造，还是有前途的。”使王多少感到一些温暖，由此，王书瑶对沈克琦心存好感。

１９７９年王书瑶改正之后，曾到沈先生府上拜访，言谈融洽。

图二：受人尊敬的沈克琦先生在校友联欢会上（俞梅荪摄）

事隔多年，王书瑶到物理学院办公室找沈先生，沈先生在电话中对工作人员说，我马上过去，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过来？沈先生说我打车过去。其实，沈先生家离物理学院不过几百米，８８岁的他身体已经很软弱了。

沈先生不仅给了王书瑶《北大物理九十年》载有右派名单的第二版，而且还征询王对那段文字的意见。

这份右派名单，是85岁高龄的沈先生，不辞劳苦，从档案馆一个一个抄下来的，没有讹错。

公布这样一份名单，不仅在北大是唯一的，就是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由此，王书瑶写了“北大物理系右派分子名录”，发在网上。

文中说，在整个1957到1958年3月间，北大物理系共划右派156人（原书载是155人，存在档案中就这么多人，后来又发现，还有一位老师，开始下放时没有宣布他是右派，可过了一个月，又说他是右派了，所以档案中没有这个人，沈先生对此做了说明），统计显示，物理系学生右派占学生总数的8.9%，1954级是重灾区，右派学生46人，占总学生279人的16.5%。就连1957年刚刚入学的学生，也有三人被划为右派。

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首席科学家的钱学森先生离世前，曾经留下一个震撼人心、石裂山崩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对这个问题，另一个四川右派分子铁流（本名黄荣泽），写了一篇文章，“六十年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师？”回答了它，他引用了王书瑶的文章回答说：北京大学如此残害他的学生，中国会 出“大师“吗？

高琨得了诺奖，这些右派都是高琨的同龄人，他们连学习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成了戝民，还想让他们得奖吗？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不断地向知识分子进攻，力图打断中华民族的脊梁，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北京大学当权者助纣为虐，疯狂迫害他的学生和教师，应该受到强烈地谴责！

直到今天他们也不能深刻反省自己，一心想着自己头上的官帽，拒绝向被迫害的学生和老师赔礼道歉，真理何存，天理何存？

第三件事是：王书瑶配戴“右派冤“的胸帖请愿上访。

也还是2009年5月4日这一天，下午，王书瑶到校园内看北大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在校园广场上没有集会或讲演，只在“百年讲堂”中有一个纪念会，学生和老师凭票入场，于是，王书瑶戴上准备好的“右派冤“的胸帖，由讲堂径向办公楼走去，路上没有碰到麻烦，有人好奇地看看他。到了办公楼，他坐在办公楼面向西校门的一面的台阶上。

当天下午来北大参观的人不多，只三、四拨人过来同王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两个保安过来盘问王，先是问王是怎么进来的，王说，我背着提包就这么走进来的，没人过问；又问你有没有身份证，王说我没有带来，于是他们就打电话，然后又过来盘问。

看到保安过来盘问，与王书瑶交谈的人，相继离去，惟恐引火烧身。这件事很有些敏感和麻烦。

在挂牌上访之前，王书瑶查看了北京市游行示威条例，王的行为，不违反任何法律。但是，如果保安们要强制带走他时，将如何应对？是被他们强制架走？还是随之而去？如果一叫就去，过于软弱；如果被绑架而去，很可能成为一场闹剧，虽然王书瑶当时处在单丝不挂，孤掌难鸣的境地，却也不想令今天的活动，成为一次闹剧，不能表现为丑态，要维护上访的权利，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王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安坐在那里，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在僵持阶段，校办公室接待处处长乔淑芝从后面走来，要王跟她去办公室。既是上访，这个问题最终都要由办公室来处理，王就随她去了办公室。

尽管影响范围不大，“右派冤”的牌子，却已经亮出一次了。

原来，王所坐的地方，正是接待处的窗外，所有一切，乔都看在眼里。

王书瑶向乔讲述了他的情况和要求，乔答应向上级反映王的要求，从此，王又多次到北大上访，校方指派了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接待他，在2007年王书瑶上访时，他们指派的是党委副书记杨河，这次降低了规格，变成了一个副处长。

在多次上访无果之后，王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更强烈地抗议，大字报的大意是：

1980年邓小平说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在个人手里，1957年王书瑶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邓小平晚说了20年，他是领袖；王书瑶早说了20年，为什么他是右派？

王书瑶还提出了关于右派问题的四点要求：

1、对因右派问题对王书瑶造成的伤害，赔礼道歉；

2、补发工资；

3、从经济上赔偿损失；

4、公布北大所有右派名单，撰写北大“五一九运动”史。

由于不断地多次上访，态度越来越坚决，北大党委对王书瑶其人其事耳熟能详。

在2010年2月27日的这次校友会上，王书瑶和王国乡戴上了“右派冤”的胸帖，先在主席台前亮相，后又在过道中行走，引起校友们的注意，挑战的用意明确。在行走时，不断有人与他们交谈，这些校友多半是白发苍苍的，有一位女校友问王：“你们右派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她显然不了解情况，王回答说：“我们只是‘改正’，不是‘平反’，不给补发工资，不给赔偿，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和折磨，对我们家属的株连，没有说法，问题并没有解决。”坐在她对面的男校友则示意她不要同王交谈。

多数校友则表示支持和理解，北大校友、在中央党校划为右派的杜光教授，会同任彦芳（不是右派）、俞梅荪（右派之子）与王国乡合影。有人还说，你们在这里说没用，要到党中央去才管用。

图三：杜光教授，会同王运增（不是右派）、俞梅荪（右派之子）与王国乡合影（博绳武摄）

图四：有人喊：在这里没用，要到中南海去！（博绳武摄）

有人当然地把这里发生的事情报告给校长周其凤，周当然地知道，王书瑶们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周可能一个都回答不了，与其临会受辱，不如闻风远遁，“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这么说，怕不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其实，在2008年的校友会上，时任校长许智宏，就曾被王书瑶问得张口结舌，只能以“听中央指示”一句做答；在2009年的校友会上，周其凤已经飞快地跑过一次了，他不敢面对右派的诘难。

王书瑶准备向周其凤校长提出以下问题：

一、老生常谈：北大校方应该对所划的800右派有一个交待，应该满足王书瑶所提的四点要求；

二、北大的主要领导，党委书记和校长，无不以北大有“五四精神”为荣，挂在嘴上，招摇过市；可是，对右派所提问题，却总是以中央没有指示塞搪，清华与人大也同样听凭党中央指示行事，凭什么你北大就可以说你们有五四精神传统？

三、虽然说整个反右运动是在党委的控制下进行的，但是，北大的行政却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开除学籍，是由行政部门办理的；送王书瑶去劳动教养，是由物理系主任禇圣麟向王书瑶宣布的，而不是由系党总支书记张群玉宣布的，现任北大校长，同样有责任代表行政向被迫害的学生和老师赔礼道歉。

四、北京大学是国立大学，是普通的高等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是政府拨款，并不是共产党中央所办的政治院校，为什么北大校长不是由教育部任命，而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难道堂堂北京大学已经沦为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了吗？

你这个校长，是对党中央组织部负责？还是对北京大学负责？北京大学难道已经彻底地没有了自主精神了吗？

至少，北大校方可以对以下两个问题给予答复：1、向所划右派赔礼道歉，2、公布全体右派名单。校方划右派是公开进行的，名单不存在任何保密的必要条件，凭什么一定要保密？公布它为什么要党中央批准？校方向右派赔礼道歉也是校方自主的行为，你们难道是中共中央的提线木偶？

向右派道歉是启齿之劳；公布名单是举手之劳，你们凭什么领导北大？

北大校方的所谓“五四精神”，在什么地方？

2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