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祭

林昭祭

—— 在林昭、张志新塑像揭幕式上的发言

王书瑶

我在1955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任校长马寅初批评我们说：“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大北大主义’，在北大之内，有一个‘大物理系主义’”，我们这些物理系的学生，很有些目空一切，没有把文科的学生放在眼里。1956年北大《红楼》创刊后，很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中，“离婚”、“千树万树梨花开”，写得尤为出色，使我们赞赏有加，那一期好像是林昭和张元勋编的，我们便以为她就是《红楼》的主编，我们这些物理系的男学生，就都很佩服林昭这个女同学的才情。但只知其名而不识其人。

一个人认识事物，都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受到一些宣传鼓动，便信以为真，舍生忘死地投入，都是有的，有时还难免过火。青年的林昭，由于受到一个“革命党”的美丽言词的引诱，以为投身进去，就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为天堂，人人都可以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17岁的她就毅然决然脱离家庭，“参加革命”，还参加了“土改”。在“土改”中她有过激的行为，后来她是不是有所忏悔，不得而知。（见《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

1957年北大发生了“五一九运动”，校园沸腾起来，大字报贴满墙头，校园内的辩论会每天都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不断冲击着学生们的灵魂，这是她认识真理的开始。5月23日或22日，在16斋东边的“五四”马路上，又开了一次辩论会，这一次勇敢的她，跳上作为讲坛的饭桌，大声疾呼：反对压制批评，主张言论自由。非常荣幸，我是在她后面发言的那个男学生。

可是不久，她却有了反复，她对吹响号角的“是时候了”一诗的作者之一、她在《红楼》编辑部的同事同学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所幸的是，这种反复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又回到了她后来一直坚持的右派立场。她在思索，她在不断地追求。一旦认准了真理，她就不再犹豫，宁愿为此付出生命。

有的材料（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说反右之后北大要送她去劳动教养，经过申诉之后撤销了这一处分，不一定真实。送一个右派去劳动教养，是不预先打招呼的，我们这些劳动教养的人，是突然把你叫到办公室去，直接宣布送你去劳动教养，而且马上就打入囚车，没有丝毫宽假，如果决定送林昭去劳动教养，也不会事先告诉她，并且还能允许她去团中央申诉。

林昭之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个人崇拜的发展，她的反抗也随之加剧，压迫越重，她的反抗也随之升级。大跃进饿死4000万人的悲剧，文化大革命对人类良知和中国文化的的践踏，使她对现实的统治者已经忍无可忍，以她年轻的柔弱的躯体，向黑暗的势力发起猛烈的攻击，最终为真理献出了自己可贵的生命。

林昭之死,对家庭的影响是严重的, 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弟弟妹妹受到株连。

执行之后，警察还向她的母亲要了5分钱的子弹费，创造了人类自有历史以来的最为丑恶的纪录，这件事就发生在接受西方文化最早、中国最大的、最繁荣的、有着着各种各样光荣传统的城市上海。

林昭、张志新与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活动是真正的革命活动。革命不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推翻、取代前一个统治集团，而改变国家的治理方式，也同样是一场革命,而且还是意义更为重大的革命：因为它改变的是国家治理的方式,而不是改朝换代。

中国自夏商以来一直就是“家天下”，刘邦取得了政权，天下就姓刘，李世民取得了政权，天下就姓李，清兵入关，天下就姓爱新觉罗。1911年的武昌起义，一次完成了双重革命：首先是推翻了一个专制政权；其次是改变了国家的治理方式。而后一个变革，也是革命，比前一个推翻一个政权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沿习三千余年的“家天下”的传统，可以使中国开创一个新纪元。

中华民国在开国的时候，所建立的国家政体是民主的政体：是民国，是共和国，不是哪一家的“家天下”，而是全体国民的“人民天下”或“公民天下”。

她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是很不幸，由于中国传统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思想，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中国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统一，1925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还“以俄为师”，借鉴苏共的治理国家的方法，要“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后来中国虽然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但是，整个国家体制，却也由暂短的民国、共和国变成了国民党的“党国”，使中国陷入新的更大的不幸之中。

1931年政论家罗隆基先生就指出：你这个“革命党”革命成功了，中国就变成了你这个党的“党国”，另一个革命党革命成功了，中国就变成了另一个“革命党”的“党国”，如此循环下去，中国就会成为不断的“党国”，整个国家就从“家天下”就成了“党天下”，国在哪里？国在哪里？（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与近代中国》第272-273页）

国民党的“党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没有“国有化”；他也没有把“支部建在连上”，他还不能具体控制到每一个企业和村庄，他的省党部书记、县党部书记还不能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省长、县长才是真正的政权代表。

但是，到了共产党的“党国”，情形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政府所有，也就是归这个党所有，他不仅拥有军队，不仅所有政府官员都要由这个党任命，宝山钢铁公司的董事长要由它来任命，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也要由它来任命。同一级别的政府官员，要受同级的党委书记的领导，它不仅控制了政府和军队，它还控制着每一个村庄和企业，无孔不入。党委不但可以领导政府，书记和各级党委委员还可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没有政府头衔，也可以代表国家行事。

又由于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有这种思想，“真龙天子”就变成了“红太阳”，这个由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加上国有化，加上“党天下”，加上“红太阳”，这个党对政权的垄断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高点。绝对的政治垄断产生极端的腐败和倒行逆施，反右派运动划出了55万公开的右派和不公开的300余万“中右”，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大跃进饿死了4000万人（3750万的数量是不全的，它没有包括1958年已经饿死的200余万人）；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有这些的恶行，使许多有良知而又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民族精英，揭竿而起，对这种专政的政体，发起了猛烈地攻击，他们就是以林昭和张志新为代表的群体。

他们当中，有的为人所知，更多的则不为人知。

她（他）们还包括李九莲、遇罗克等人。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刑事判决书 ｛（７０）军刑字第２９号｝，其中说他们破获了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有首犯徐关增、首犯王汝强，以及主犯任大熊、主犯刘世广、主犯鲍明、主犯常瀛清、主犯任宗正、主犯白微录、主犯陈威权、主犯曹介弘、主犯吴国延、主犯汤福玺、主犯关焕章，共十三人，这些人的年龄在28岁到45岁之间，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学生出身，他们被执行立即枪决，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像对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管。他们的罪行是“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处决的依据是“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判决的机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核准的机关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我之所以知道这件惨案，是因为其中的的主犯任大熊是我的数学辅导老师，在八十年代听朋友说，他在被处决的时候也被割断了喉管，后来又得到了这份“判决书”。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任先生是北大的，所以引起关注。

由此我想到，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这样的案件不会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一些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是虽然有人知道，知道的人却没有能力或机会写出来，这些英烈就被埋没了。

在今天林昭、张志新塑像落成之日，我还希望，就在这里筑起一道墙，这墙就叫“民主英烈墙”，把那些已经知道和日后将会知道的为中国的民主而献身的英烈的名字和事迹镌刻在这里，以怀念他们的献身精神，鼓舞我们前进。

这场国家治理方式的革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现在这个”枪杆子”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丧失。最早实行“党国”体制的苏联已经“和平演变”了，在台湾的国民党的党国也在2000年“和平演变”了，我们希望现在大陆的党国体制也能和平地演变，演变的过程中不再死人。

我们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的治理方式，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变成“由选票里面出政权”，在中国早日实现多党议会制，实行公正的普遍的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制。

只有在民主的政体下，人们才可以获得自由、幸福和富裕的生活。

2010年5月2日